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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新疆农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曾多年从事计算机信息管理和信息组织工作,学术研究兴趣广泛,承担过研究生和本科生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多门课程教学,现主要从事计算机信息组织与检索、多媒体技术、网页设计与制作和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致力于校园网网络教学平台的构建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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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13:隋唐定局 第5章,年表和注释  

2017-04-26 18:07:58|  分类: 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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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  


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  


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18]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19]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贞观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20]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21]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
  在这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为日本人所热衷。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22]
  其实,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至少还有祆教(祆读如掀,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23]
  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
  国际化都市
  唐代长安是世界的首都。
  同样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大约只有古代的罗马城。然而长安却不像西欧许多城市那样以公共广场为中心,放射状地铺开道路。总面积七倍于罗马城的长安是方方正正的。这座由鲜卑族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规划设计,后来经唐人不断修建扩充的城市,典型地表现着中华帝都的气派和威严。
  那就让我们走进长安。
  长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属于皇家的宫城,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极宫、太子的东宫、宫女的掖庭宫,以及相当于宫廷办公厅的内侍省。宫城之南是皇城,有太庙和社稷坛,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级衙署,比如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这是帝国的政治中心。
  构成帝国政治中心的宫城和皇城面积差不太多,东西两侧对齐,都是规整的长方形。皇城北面没有墙,两城以一条宽三百步的横街相隔,街北是宫城的南门承天门。每逢重大节日,朝廷便会在这里举行盛典,接见外国使团和少数民族豪酋也在此处,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从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出发,中经皇城南门朱雀门,再到长安南门明德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叫朱雀大街,也叫作天街。天街宽150米,两边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还栽种着整齐漂亮的柳树。以此为中轴线,长安城表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东边万年县,西边长安县,都属于京兆府。
  天街两边各有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横交错,将宫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区分隔为一百一十一个格子。除东市和西市外,其余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区,东边五十四个,西边五十五个,叫作坊。
  坊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强。它们都有围墙和坊门,大坊四个,小坊两个,由坊正负责,清晨开门傍晚关闭。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坊内则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户。规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罗棋布于长安城,是很让人惊讶的。但考虑到当时全城总面积大到84平方公里,是现存西安老城的九倍,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拥挤。[24]
  这可真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5]
  洛阳城的格局大同小异,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只不过宫城和皇城偏于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长安多。两相比较,长安显然更像帝都。
  如此规划,用心何在?
  意图在长安那里看得更为明显:皇帝坐北朝南,通过中央政府君临天下。士农工商等子民,则众星捧月般围绕在领袖和最高权力的周边,有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则意味着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理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
  这种规划甚至也体现着混血王朝的风格。那棋盘般的格局让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个个自成系统的坊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我们不能肯定宇文恺是不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当真,那可就是将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无疑,这需要才华横溢,也需要气度恢宏。
  才华属于宇文恺,气度则属于李世民。他在政权尚待稳固的贞观初年就让投降的突厥入住长安近万户,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够作出的决定。以后的皇帝财大气粗,就更不在乎。据统计,盛唐时期鸿胪寺的国宾馆里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使节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所有的开销都由鸿胪寺大包大揽。
  呵呵,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读如必)下令停止供应,使节们则一状告到了政府。敢作敢为的李泌却不吃那一套,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斥说: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外交官?要么取道回纥或者海路回国,想留下来就得为大唐效劳,干活领俸禄。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鸿胪寺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27]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大体上说,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就是买于西市。久而久之,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使节和代表被收编,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店铺老板碍于“外交关系”又不便催要。其实使节和代表们赊账,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鸿胪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大唐拖欠外宾,外宾就拖欠店铺,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盛唐时的长安可是风花雪月一片繁华。有个故事说,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一个名叫郑六的人在逛街时邂逅一位绝色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精。[28]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精,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有狐狸精的又岂止长安,其他许多城邑也是国际化的都市,比如洛阳,比如扬州,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随着驼铃,用印度语、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吐蕃语,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仅鉴真法师所见,就有波斯、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海、东南亚各国商船。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过,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如陆路通用粟特语。[29]
  各国的船只,停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则是尊重、保护和优惠政策。胡商们单独居住在蕃坊之中,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官府管理。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于是,就连建筑风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国风光再加异国情调,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客居广州的侨民则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当黄巢的军队打进来时,他们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
  信仰之争暂时搁置了。此刻,他们都是唐人。
  扬州则是另一番景象。靠着京杭大运河富庶繁荣起来的扬州,最鲜明的标志是诗人、美女和波斯客。后者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寓中华,却无不腰缠万贯,以至于冒牌货被叫作“穷波斯”,意思是波斯人中没有穷的。是啊,囊中羞涩岂能“烟花三月下扬州”,商埠之夜注定纸醉金迷。[30]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觉的扬州梦,争当第一的徐凝和张祜也竞相开屏。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边,月明桥上看神仙。徐凝则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一回,张祜似乎又落了下风。
  其实多彩多姿的还有盛产蜀锦的益州(成都),作为中转站和集散地的洪州(南昌),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当然也都风采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满街都是胡人。[31]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银行家或高利贷者、外交官、书生、探险家和传教士呢?该不会只是丝绸、茶叶和善解人意的青楼女子吧?
  当然不是。
  文化航母
  阿倍仲麻吕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晁衡的阿倍仲麻吕,是在开元四年(716)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当时他十九岁,同行的则有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均为一时之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阿倍仲麻吕也不负厚望,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32]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先后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阿拉伯人李彦升。
  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因为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进士科的设置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做人才储备,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则要求更高。
  那么,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杂文、时务策。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做填空题,杂文是写诗和骈文,时务策则是论述时政对策。第一项考基础知识,第二项是才艺展示,第三项相当于学位论文。如此全面考核,难怪考中不易。
  对于外国人,就更难。
  阿倍仲麻吕却一举成功。此后他留在了长安,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一住就是几十年。天宝十二载(753),思乡心切的仲麻吕被玄宗皇帝任命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节,与久别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时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阿倍仲麻吕则写下了著名的《衔命还国作》送给中国朋友——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33]
  这说明什么呢?
  阿倍仲麻吕已经融入大唐。[34]
  大唐境内,像仲麻吕这样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融入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比如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流亡的波斯王族复国不得,就只好客死长安。但更多的是来了就不想走,比如赖在鸿胪寺国宾馆的那些使节。问题是,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唐帝国包养,吸引其他人的又是什么呢?
  财富,机会,制度,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这其实要感谢隋炀帝。由于大运河的开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基本贯通起来。商旅从广州港登陆,取道梅岭进入洪州,再向东进入钱塘江,就可以一帆风顺地从杭州而扬州,而洛阳,直至丝路的东方起点长安。[35]
  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36]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37]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38]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命运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总章元年(668)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次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今越南河内)。东西南北,都有都护府。
  辖境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南边到了越南,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从建立安西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则只用了三十九年。这就充分说明,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恐怕非比寻常。其间奥秘,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
  首先,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亚述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东汉主要向南。实际上,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需要定居,所以建立国家;由于需要兴修水利、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疆域就成了问题。人口增加以后,土地又成了问题。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导致战争。因此,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农业军事帝国,开疆辟土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势在必行。
  这一点,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如果前方不宜人居,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农业帝国的扩张是理性的和有度的,他们的边界就在安全线内,视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游牧帝国的扩张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他们的边界是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总要打到打不动为止。也因此,他们的历史就像旋风或台风,迅速兴起,迅速消亡,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不奇怪,没有这个野心反倒不太正常。别忘了,就连小小的高句丽,也知道把自己变成军事王国,趁中原内乱之机南下扩张,何况统一强大如汉、唐?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云云,是借口也是实情。只不过,汉和唐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而且能说到做到,高句丽就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39]
  文化的优劣。
  请问,文化有优劣吗?
  一般地说,就性质和品质而言,文化无优劣。文化就是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也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我们不能说某种文化是优质的,另一种或另一些是劣质的。
  但,品质无优劣,形势却有,态势也有。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优质文化或劣质文化,却有优势文化,也有劣势文化。优势肯定优质,也肯定强势。劣势虽未必劣质,却肯定弱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成为世界性文明的是隋唐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就在这里。[40]
  不过,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在于优势不是永远的,具有优越性也不等于一定具有世界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文化怎样才能长期保持优势,处于弱势的其他文化又将何以自处?
  东亚各国各民族,都面临选择。
  突厥、回纥和吐蕃选择了坚守。他们虽然也懂汉语,识汉字,使用的公共语言却独立自主。尽管突厥文源自粟特,回纥文源自突厥,吐蕃文则以印度文字为母体,但是总归是他们自己的。同样重要的是佛教和道教始终未能进入突厥社会,回纥干脆选择了摩尼教,吐蕃则在同时引进印度和汉传佛教后创立了自己的宗教系统,并延续至今。
  这不难理解。
  的确,面对大唐的强势,缺乏深厚积累的他们不能不充满警觉并坚守阵地,以免被高度发达又极具传播力的汉文明吞没。然而有趣的是,同样弱势的日本和新罗,却选择了全盘汉化的文化战略,不惜在日文和韩文创造之前大量直接使用汉字,唯恐不能与中华文明有着共通的文化标识。他们也争相引进汉传佛教,与突厥、回纥和吐蕃正好相反。
  选择决定命运。总想与隋唐保持距离的突厥和回纥在历史舞台上功成身退,与中华若即若离的吐蕃以特色鲜明的姿态融入了民族大家庭,全盘汉化的日本和新罗则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蓦然回首,真让人感慨万千。[41]
  大唐同样面临选择。
  没错,公元7世纪的大唐有着令人羡慕的文化优势。两千年前开创的古老文明,在经历了四百年的磨难后,又被五胡和鲜卑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兼具了农业民族的沉稳和游牧民族的血性,比当年的两汉更加优质和强势。这时,他们就算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冲出国境耀武扬威,或者居高临下地目空一切,恐怕也没有太多人好意思批评。
  大唐却选择了开放和包容。
  开放是对外而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包容是对内而言的。任何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国民则完全可以各取所需。没有限制,没有区别,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清规戒律,只有博大胸怀。
  这是自信的表现。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化浩如沧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地照单全收。[42]
  不能不钦佩唐人。他们有优势,也有优越性,却没有优越感,反倒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好奇心,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平常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仗势欺人。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文化都不能颠覆我们的传统,只能成为自己的养分;他们也相信,文明不是私有财产,它属于天下人。
  这才真叫大国风度。
  现在可以作一个总结了:农业帝国原本就有扩张性,隋唐又是混血王朝,更兼挟中华文化之优势,以开放的姿态和兼容的心态面对现实,这就是他们创造出世界性文明的三大原因。与拜占庭、阿拉伯并为三大帝国,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三大帝国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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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大事年表
  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北周静帝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杨坚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隋。杨坚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任并州主管,年十三岁。
  582年(开皇二年),南朝陈宣帝卒,子陈叔宝继位。
  583年(开皇三年),废九品中正制,东西突厥分裂。
  584年(开皇四年),凿广通渠,引渭水至潼关。
  588年(开皇八年),隋师伐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
  589年(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
  591年(开皇十一年),吐谷浑称臣。
  592年(开皇十二年),日本推古女皇继位。
  600年(开皇二十年),废太子杨勇,立杨广。
  603年(仁寿三年),西突厥尽有东突厥之地。
  604年(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卒于仁寿宫,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二十一日,皇太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是日,杀故太子杨勇。十月十六日,葬文帝。十一月三日,亲至洛阳勘测地形,定洛阳为东都。十一月二十日,陈叔宝卒,谥为炀。
  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于淮。开邗沟入江。八月,隋炀帝到江都。
  607年(大业三年),日本大使小野妹子到中国。
  608年(大业四年),正月,开永济渠,南建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
  610年(大业六年),三月,隋炀帝再至江都。十二月,开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市)至余杭(今杭州市)。
  612年(大业八年),第一次征辽东。
  613年(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东。
  616年(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至江都,同时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
  617年(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十一月,攻克长安,立杨侑为皇帝,尊杨广为太上皇。
  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享年五十岁,在位十五年。五月,李渊称帝于长安,国号唐,唐王朝建立。
  619年(武德二年)正月,定租庸调法。
  621年(武德四年),李世民战洛阳,活捉窦建德,逼降王世充,六月在长安举行入城式。
  622年(武德五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
  626年(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事变。
  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取经。
  630年(贞观四年),唐破东突厥,唐太宗被各民族酋长尊为天可汗。穆罕默德建立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称为大食。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
  635年(贞观九年),唐军攻陷吐谷浑国都,吐谷浑成为大唐羁縻之下的傀儡国家。景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军团攻陷东罗马帝国大马士革。
  637年(贞观十一年)或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大败吐谷浑。
  639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兵西域征讨高昌。
  640年(贞观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卒,子智盛继位,败于唐。唐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
  644年(贞观十八年),唐灭焉耆国。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长安。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灭龟兹国。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卒,享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四年。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军团灭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使节至长安,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7年(显庆二年),唐军击溃西突厥。
  660年(显庆五年),唐高宗病休,武则天执政。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8年(乾封三年,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尽有其地,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0年(咸亨元年),吐蕃大举攻唐,安西四镇被废。
  672年(咸亨三年),吐蕃再攻吐谷浑,吐谷浑亡。
  679年(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卒,大唐复国。
  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渤海王建国。
  742年(天宝元年),西突厥彻底灭亡。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
  763年 (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占领长安,国力鼎盛。
  783年(唐德宗建中四年),唐蕃在清水缔结盟约。
  788年(贞元四年),回纥行文大唐,宣布改称回鹘。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唐宪宗元和十六年(795-821)为回鹘汗国全盛时期。
  821年和822年(唐穆宗长庆元年、二年),唐蕃在长安和拉萨缔结盟约。
  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
  
注释
 第一章
  [1]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2]关于炀的解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炀皇帝上之上篇首胡三省注。
  [3]汉与汉以后隋之前末代皇帝的谥号是:汉献帝、魏元帝、晋恭帝、宋顺帝、齐和帝、梁敬帝、北魏孝武帝、东魏孝静帝、西魏恭帝、北周静帝,北齐末代皇帝无谥号。
  [4]李商隐《隋宫》云: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胡三省批注称:好内怠政曰炀。帝(隋炀帝)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5]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6]请参看(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7]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8]因此,也有历史学家不把两晋列入中华帝国的序列,请参看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9]历代王朝的起止时间,学术界历来有不同计算方式,两个王朝的兴亡也会有时间的重叠,这里不争论。
  [10]中华帝国史的分期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即以秦汉为第一帝国,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理由是唐宋具有开放性,明清具有收敛性。然而事实上,唐代怛罗斯战役后,中华帝国的对外扩张便基本停止,宋代的版图更缩至历史最小,只不过仍然延续了唐帝国和唐文明的许多特征。因此本中华史将唐宋合称为世界性文明,但分属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至于四个帝国时间的计算方式,分别是秦并天下(前221)至曹丕称帝(220)为第一帝国秦汉,杨坚建国(581)至朱全忠灭唐(907)为第二帝国隋唐,赵匡胤称帝(960)至朱元璋建国(1368)为第三帝国宋元,朱元璋建国(1368)至辛亥革命(1911)为第四帝国明清。这里面,只有第三帝国和第四帝国之间是没有空当的。魏晋南北朝不列入中华帝国系列的原因,亦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一书。
  [11]从曹丕称帝(220)到陈叔宝亡国(589),魏晋南北朝共三百六十九年;从晋武帝灭吴(280)到刘渊称帝(308),西晋统一中国二十八年。
  [12]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就认为隋有两张面孔,请参看《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一书。
  [13]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是在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十日,被杀则在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14]为隋炀帝建言献策的是黄门侍郎裴矩,他也因此而在兵变中受到骁果的保护。见《隋书?裴矩传》。
  [15]见《隋书?宇文述传》。
  [16]煽动骁果造反的人,正史称为老二宇文智及,野史称为老三宇文士及。但这段历史被魏徵等人篡改过,因此野史很可能是信史。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17]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18]见《隋书?炀帝萧皇后传》。
  [19]据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炀帝被害前有朱贵人挺身而出,大骂叛军忘恩负义,遂被杀。见《隋炀帝海山记》。
  [20]江都兵变后,萧皇后被叛军带到了聊城。宇文化及兵败后,萧皇后被窦建德奉养,然后又被处罗可汗迎至突厥,最后被唐太宗迎回长安,在唐太宗驾崩的前一年以八十高龄谢世。有学者认为,萧皇后死里逃生是因为她与隋炀帝画清界限,从而赢得了御林军全体官兵的尊敬。此说恐怕很难成立。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22]请参看(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3]当时的唐王李渊得到隋炀帝被害的消息,是放声大哭了的 。但是没过几天,他便毫不客气地请隋恭帝杨侑让出皇位。炀帝之死对于这位后来的唐高祖,恐怕正是时候。李密和窦建德却是动真格的。在消灭了那伙乱臣贼子之后,窦建德拜见了萧皇后,不但俯首称臣,还着素服祭奠炀帝。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说法是:我是隋臣,隋是我君,杀我君父者便是我的仇人。李密则在阵前痛骂对方:尔等世受国恩,竟然弑君谋逆,天地都不容!以上事见《旧唐书》与《新唐书》之《李密传》、《窦建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卷一百八十七,并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24]开皇三年(583)正月,隋政府下令将男子的纳税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但十八岁受田的规定不变。这样,农民在受田之后就其实有三年的免税期。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发展了生产力。见《北史?隋本纪》、《隋书?食货志》。
  [25]见《隋书?高祖纪》。
  [26]见《独异志》卷下。
  [27]马端临《文献通考》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钱穆《国史大纲》称:隋文帝初一天下,就实现了西汉初年高、惠、文、景三代四帝六十年休养生息才达到的目标,文帝的遗产则足够以后五六十年的政务开支。
  [28]见《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一》。
  [29]杜宝《大业杂记》称舰队船只共5191艘,也有人统计为5245艘。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0]关于这次北巡的时间,《资治通鉴》记载有误,此处据胡戟《隋炀帝的真相》、袁刚《隋炀帝传》。
  [31]见《隋书?宇文恺传》。
  [32]见《隋书?裴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33]唐代胡曾《咏史诗?阿房宫》。
  [34]历史学家袁刚先生即持此论,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5]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即持此论,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6]对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含糊其词;袁刚的 《隋炀帝传》认为是杨广授意杨素,由张衡动手杀隋文帝于病榻;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则认为是张衡擅自或在杨素的指使下谋杀了隋文帝,而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杨广在事后默认许可。
  [37]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8]请参看陈璧显主编《中国大运河史》。
  [39]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及张国刚推荐序。
  [40]请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1]赵翼《廿二史札记》即称: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42]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的概念,系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杨勇与杨广的路线斗争,则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43]三阶教和天台宗都是中国佛教宗派。三阶教又名普法宗,创始人是隋代的信行。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创始人是陈朝的智顗(读如以)。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智顗在江都城内扬州总管府为杨广授菩萨戒。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禁三阶教。
  [44]杨勇被废是在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初九,距离高颎罢官刚好整整一年。罢免高颎的理由非常牵强 :征高丽不力。实际上,高颎一开始就是反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战争失败本应由文帝负责。
  [45]见《隋书?高颎传》。
  [46]高颎被免还有一个原因,即隋文帝怀疑他与杨勇结党。因为隋文帝将东宫的卫戍部队调往自己身边时,也遭到高颎反对。此外,在隋文帝那里说高颎坏话的还有独孤皇后和汉王杨谅。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47]这是三阶教遭到的第一次打击。此后,武则天和唐玄宗都重申了禁令。唐德宗时,有复兴迹象。唐末宋初,完全湮灭。
  [48]杨广继位以后,高颎被重新起用,但是终于被杀。杨素则在大业二年病死,死前拒绝服用隋炀帝所赐药物,只求一死。请参看《隋书》之《高颎传》、《杨素传》。
  [49]实际上在开皇十年,隋文帝仍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但到开皇二十年选择杨广为太子时,便已经决定了转换政治路线的大政方针。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及张国刚推荐序。
  [50]据《魏书?李冲传》,孝文帝拓跋宏曾对李冲说,意欲从北到南开凿大运河跨过黄河直达淮河,并认为这是“军国之大计”。
  


第二章
  [1]据《新唐书?高祖皇帝本纪》,当时造反起义者凡四十九处,其中称帝者四人,称王者八人,遍布全国各地。
  [2]新旧《唐书》皆称,李渊为了对付隋炀帝的猜忌,尽力韬晦。
  [3]见《旧唐书?裴寂传》,《新唐书》之《高祖纪》与《裴寂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4]最早对这段历史的官方说法表示质疑的是汪篯先生,见《汪篯隋唐史论稿》。现在,唐史被贞观史臣篡改已几乎是学界共识。袁刚《隋炀帝传》即称晋阳起兵的首谋毫无疑问是李渊,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也称晋阳起兵的策划者首推李渊。
  [5]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6]袁刚《隋炀帝传》认为此案是李渊主动勾结裴寂,勇敢地住进炀帝行宫,以示挑战。这个说法,似乎也矫枉过正。
  [7]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8]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9]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另,李渊勾结突厥一事在正史中极其隐晦,真相大白是由于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请参看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10]见《旧唐书?李密传》。
  [11]本节所述玄武门之变及相关史实无另注者,全部依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12]事见《旧唐书?太宗本纪》,并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该书对玄武门之变有很精辟的分析,本书亦有引用,不另注。
  [13]据《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唐太宗称李神通为叔父。
  [14]玄武门之变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内还是之外?本书倾向于认为是在门外,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15]此番问答,《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有“高祖意乃安”五个字,却被《资治通鉴》删去,从而掩盖了李渊心中有鬼的历史真相。在细节上做手脚,是司马光的一贯伎俩。
  [16]裴寂其实是太子党,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而且将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刘文静诬陷致死。李世民即位后,仍以开国元勋待之。但到贞观三年,裴寂被认定有该死之罪四条,从宽处理判处流放。
  [17]此段综合了新旧《唐书》之《隐太子建成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18]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继位为帝。作为太上皇,李渊活到贞观九年五月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一岁。
  [19]关于这个时间的考证,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20]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1]以上描述据《周书》之《突厥传》、《宇文测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林幹《突厥与回纥史》。据《周书?突厥传》,阿尔泰山又名金山,金山的形状类似于兜鍪(读如谋),而当地人把兜鍪叫做突厥,突厥由此得名。
  [22]以上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3]请参看杜祐《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24]请参看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25]颉利可汗是启民可汗三子。启民可汗去世后,长子继位,是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去世后,儿子尚小,弟弟继位,是为处罗可汗(并非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西突厥的全称泥撅处罗可汗)。处罗可汗去世后,始毕可汗的儿子仍小,由三弟继位,是为颉利可汗。
  [2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27]关于这次突厥的入侵,新旧 《唐书》 均称起兵是在七月,日期不详。但《资治通鉴》将突厥军进武功、京师戒严和太宗登基,一并记在同一天,即八月九日。
  [28]以上综合《旧唐书?突厥传》、《新唐书?突厥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29]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30]贞观之治的实现,《新唐书?魏徵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均记在贞观四年,《资治通鉴》还明确记在颉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之后。
  [31]见《旧唐书?魏徵传》、《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32]以上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但《贞观政要》将这次辩论记在贞观七年是不对的,因为封德彝在贞观元年六月即已去世。王先恭《魏文贞公年谱》记在唐太宗即位后不久,是符合历史的。据查,魏徵在武德九年的七月至九月出差关东,因此辩论应在回京后的十月。请参看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33]见《旧唐书?张玄素传》、《新唐书?张玄素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34]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5]据《旧唐书?张玄素传》,魏徵评价说: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37]见《旧唐书?魏徵传》、《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但只有《新唐书?魏徵传》将忠良之辨和兼听则明记载在同一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兼听则明记在贞观二年。
  [38]见新旧《唐书》之《魏徵传》。
  [39]长孙皇后救魏徵一命的故事,见于唐人所撰《独异志》和《大唐新语》。两书都是小说,不是正史。但长孙皇后对魏徵的肯定和赞扬,《旧唐书?长孙皇后传》有记载。另据《旧唐书?魏徵传》,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就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之子的婚约。据《新唐书?魏徵传》,太宗还毁掉了为魏徵所树的御碑。
  [4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41]见《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42]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3]见新旧《唐书》之《封德彝传》。
  [44]唐太宗的愿望在魏徵去世后得到了实现。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即魏徵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要大臣指出他的过失,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无失”,只有两个人提出意见,其中一人当年被杀。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唐太宗总结自己功超古人的五点经验,并问大臣褚遂良:你做过史官,朕说的属实吗?褚遂良说:陛下盛德岂止五条?实在是太谦虚了。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
  [45]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4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
  


第三章
  [1]这一观点亦请参看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2]严格意义上的邦国时代是从西周开始的,之前的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则是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以周王国为盟主,周天子为共主。天下的产权在名义上属于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治权也一样,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后,各国的产权和治权就永久性地属于国君。他们还可以进行权属的再分配,从而建立起大夫的家。天下、国、家,三级所有,层层转包,各自为政,自负盈亏,是为邦国制度。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3]辅佐君主的贵族虽无薪水却有酬劳。酬劳高级贵族的办法是封土封民,册封他们为大夫和诸侯。诸侯对封国,大夫对采邑,都有财权和治权。士得到的酬劳是世田,只有财权没有治权。
  [4]例外的是西汉初年和西晋,结果是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但直到唐代,仍然有人主张封建,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5]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见托名姜太公的《六韬》。
  [6]六部的排列次序,隋唐至宋初有变化。至王安石变法,始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以后不再改变。另,本章所述均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中国历代官制》编委会编著《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版),徐连达编著《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易中天《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7]以上亦请参看《旧唐书?职官志二》。
  [8]六部官员的官阶:尚书,唐正三品,宋从二品,元正三品,明正二品,清从一品。侍郎,唐正四品,宋从三品,元正四品,明正三品,清正二品。郎中,唐从五品,宋从六品,元从五品,明正五品,清正五品。员外郎,唐从六品,宋正七品,元从六品,明从五品,清从五品。主事,唐从九品,明正六品,清正六品。
  [9]先由门下审核再由皇帝签署的是制书,先由皇帝签署再由门下副署的是敕书。请参看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
  [10]所以钱穆先生说,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2]姚崇改革事见《唐会要》卷五十五。这个制度,《南部新书》乙篇称“凡中书有军国重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唐六典》卷九则称“凡有章表,皆商量可否,则与侍郎及令连署而进”。
  [13]见《旧唐书?李藩传》。
  [14]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5]三省主要官员的官阶是:尚书都省一把手尚书令,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从二品;秘书长左右丞,正四品。都省之下,六部尚书定员一人,正三品;侍郎定员二人,正四品。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前,中书门下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都是定员二人,正三品;副长官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都是定员二人,正四品。而且,六部尚书只有一人,中书门下的长官却是两人。换言之,他们还不如六部尚书。
  [16]本节所述据《新唐书?选举志》,亦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翟国璋《中国科举词典》,杨波《长安的春天》。
  [17]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关系和区别,详请参看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
  [18]见王定保《唐摭言》卷二。其实此事只能看作传说,白居易荐徐而抑张,很可能因为徐凝为人稳重,张祜放荡不羁。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即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请参看杨波《长安的春天》。
  [19]见《唐摭言》卷九。
  [20]请参看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描述科举制度本质特征的十六个字也出自该文。
  [21]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是在大业二年(606),也就是他即位之初。
  [22]见《唐摭言》卷一。
  [23]实际上,进士一词在唐代有两个概念,一个指考试的科目,一个指考生的身份。在唐代,但凡州县推荐到长安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员和乡贡,都叫进士。如果放榜时榜上有名,就叫及第进士,也叫新进士。通过吏部考试后,则叫前进士(意思是以前是进士,现在过关了)。后来,秀才科被废,明经科衰落,进士科一枝独秀,进士又有了新的含义。宋代,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都叫进士。通过殿试以后,则按成绩分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三等。到明清,殿试合格者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实榜眼原本是两个人,意思是金榜的两只眼睛。唐代杏园探花的探花使也原本是两个人,后来又有一个人要求参加,变成三个人。结果到明清,榜眼就变成第二名一人,第三名一人则俗称探花。
  [24]见孟郊《登科后》。
  [25]见赵嘏《残句》。
  [26]见《唐摭言》卷一。
  


第四章
  [1]关于李彦升、尉迟敬德、安禄山的民族问题,系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康国和安国,在《魏书》和《隋书》的《西域传》都有记载,《隋书?西域传》并称安国国王姓昭氏武,与康国国王同族。但安波至是否安国的王族之后,尚不能确定。亦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如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称独孤信家族为汉化的匈奴氏族,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则称该家族为突厥望族,但一般都主张其族别为鲜卑。其来历,《周书?独孤信传》有简单介绍。
  [4]见《周书?独孤信传》。
  [5]见《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6]见《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
  [7]见《旧唐书》之《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传》、《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8]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是美国德裔历史学家魏特夫(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之《中国社会史:辽》一书导言提出的概念(该导言有中译本),在欧美和日本影响很大。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注80。
  [9]混血王朝是本书提出的概念,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二元帝国”,请参看雷海宗《国史纲要》。
  [10]羁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惠王灭巴国后,仍以巴氏为蛮夷君主,但成为制度是在唐。最早是贞观三年以南蛮东谢酋长为应州刺史,南谢酋长为庄州刺史,不过真正产生影响是贞观四年为战败的东突厥设置羁縻府州。
  [11]据统计,唐代设置的羁縻州多达856个,远远超过只有358个的普通州,可见此项政策之重要。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12]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13]称唐太宗为“华夷父母”的是铁勒部的一个豪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14]南疆、北疆和东疆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习惯称谓。大体上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以东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为东疆。
  [15]狭义的西域概念见《汉书?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16]请参看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法)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17]玻璃制品很早就传入了中国,经由路线则有海路和陆路。但可以肯定有一部分是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唐人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即可证明。请参看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18]高昌本为军事基地,西汉宣帝时屯田于车师前部,十六国时建郡。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是为高昌建国之始,以后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四代政权,唐太宗时国王为麴文泰。麴文泰与玄奘法师的故事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归顺大唐事在贞观四年十二月,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19]以上见新旧《唐书》之《高昌传》、《侯君集传》、《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20]见《新唐书?焉耆传》。
  [21]唐军统帅名单见《新唐书?龟兹传》,行进路线则见《旧唐书?龟兹传》。现在,库车县与独山子之间有独库公路,当年唐军很可能即沿此线穿过天山。
  [22]见《旧唐书?龟兹传》,并请参看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23]格桑花又称格桑梅朵,具体为何种植物存在广泛的争议。在藏语中,梅朵是花,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长期以来一直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雅砻江则是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又名若水、打冲江、小金沙江,藏语称尼雅曲,意为多鱼之水。据说,吐蕃王朝的前身悉补野即兴起于雅砻河谷地区。
  [24]吐蕃的得名有各种说法。一般都认为,蕃是藏文bod(拉丁字母转写,下同)的音译,为古代藏族的自称。其来历可能由于雅砻河谷地区当时为高原农业的中心,称为蕃域,与卓(bro,牧区)相对应。也有人认为蕃是本(bon,藏族原始宗教)的音转。吐的含义也有多种解释,比如山南、上部、大,等等。
  [25]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又,羊同即藏文zhang zhung的音译,又译象雄,见罗广武《两唐书吐蕃传译注》。
  [26]见《新唐书?吐蕃传》,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27]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阎立本《步辇图》中,端坐于舆中的是唐太宗,留着浓密胡须面对太宗皇帝的(画面左起第三人)就是禄东赞。
  [28]以上事见新旧《唐书》之《吐蕃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另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美)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9]见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
  [30]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另外,藏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佛教学者认为是公元七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制的。但雍仲本教学者则认为藏文完全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
  [31]两次会盟分别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和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此后,唐蕃战争宣告结束,他们也都开始日薄西山。
  [32]请参看林幹《突厥与回纥史》。
  [33]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34]以下所述无另注者,均见《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同时请参看林幹《突厥与回纥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5]据《旧唐书?回纥传》和《新唐书?回鹘传》,宁国公主被回纥可汗册封为可敦(皇后)。该可汗去世后,回纥人原本要以公主殉葬,被公主严词拒绝,然后回到了大唐。
  [36]一匹绢宽1尺8寸,长4丈,即宽54厘米,长12米。
  [37]我国历史学家沈福伟和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都谈到了这一点。据沈福伟先生的研究,在公元8世纪中到9世纪中,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回纥成为葱岭以东最大的绢丝贸易中间商。他们和粟特商人一起,每年都将成千上万的绢帛运往中亚和西亚,给大唐造成的却是巨大的财政赤字。气贺泽保规先生则特别谈到了绢帛作为高额通货和结算手段为回纥带来巨额财富,从而改变其社会性质的问题。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8]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9]见《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
  [40]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
  [41]见《新唐书?回鹘传》。
  [42]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即称,回纥在长安造成的风气,是逐利之人甚多,邪恶之人影从(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
  [43]裕固族的前身包括武则天时期迁徙到今张掖、武威的回纥和公元840年以后迁来的回鹘,元、明时称撒里畏兀儿,1953年定名裕固族。维吾尔是本族的自称,一般认为有联合、协助的意思,其族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回鹘西迁后,天山一带和南疆各民族被回鹘化;另一种认为新疆自古就有维吾尔族,与回鹘同为古维吾尔人,两者汇合即为后来的维吾尔族。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44]关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史的关系,请详见本中华史下一卷。
  [45]以上据《新唐书?回鹘传》附录,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46]这两个数据见《唐会要》卷七十三,《新唐书?回鹘传》,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47]分别见李白《白鼻?》、《少年行》之二,杜甫《饮中八仙歌》。?读如瓜,黑嘴小黄马。
  [48]花蕊夫人《宫词》。
  [49]见《新唐书?常山王承乾传》。李承乾后来被废为庶人。
  [50]以上两段综合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51]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另,辽宁省博物馆藏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亦可资证明。
  [52]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称: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53]见《旧唐书?舆服志》。又白居易《时世妆》称: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可见依照吐蕃习俗面赭,是唐高宗治理整顿之后的事,也可见这种治理整顿并无效果。
  [54]抓饭在当时叫(读如必罗),是波斯语pilaw的音译。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5]汉魏已知葡萄酒,见《晋书?吕光载记》;唐太宗酿造葡萄酒,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同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6]见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同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7]事见《唐语林》卷四。唐玄宗在凉殿接待这位言谏官员,很可能是故意的,因为这位官员反对建设凉殿。于是唐玄宗特意安排他坐在藏了冰块的座位上,又赐给他加了刨冰的冷饮,终于导致该官员的腹泻,而玄宗本人却还擦汗不止。事后,唐玄宗对该官员说,人与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爱卿以后提意见还是多加考虑为好。
  [58]向达先生根据《旧唐书?拂菻传》的相关记载,认为这项技术应该来自东罗马帝国。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59]见《新唐书?西域传上?疏勒》。
  


第五章
  [1]其实,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文明的国家,《隋书?倭国传》称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都以日本为大国,执政的圣德太子年轻有为,跟隋炀帝一样很有文化素养。但 《隋书》将日本国书的措辞和炀帝的反应都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说明当时隋人对此十分在意。后来隋帝国大使赴日,又发生了所谓“国书被劫”事件,更能说明这一点。详见袁刚《隋炀帝传》。
  [2]这段历史诸家说法有异,本书采信袁刚《隋炀帝传》的说法,同时请参看《隋书?倭国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3]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知之甚少,获得的情报也相当皮毛,甚至乖谬。比如隋文帝得到的信息便是: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因此天不亮就办公,太阳一出来就下朝,声称要将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处理。隋文帝认为这“太无义理”,于是以世界之王的口气下达训令让日本人改正。见《隋书?倭国传》。
  [4]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其劳民伤财的程度超出了人民群众的忍受极限,起义在《无向辽东浪死歌》中爆发。隋炀帝不思悔改,又北巡突厥,结果被困雁门。从此帝国和炀帝都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5]见《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6]邱久荣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高句丽条称:“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封其王为高丽王,自此称高丽。”实际上,此前早已有人称高句丽为高丽,如《魏书?高句丽传》载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接见高句丽使者,双方均称高句丽为高丽。但其王的封号仍为高句丽王。可知高丽实为当时高句丽的习惯性简称。另请参看《北史?高丽传》、《隋书?高丽传》。
  [7]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8]见《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9]事见《隋书?裴矩传》。以上各段描述参考了袁刚《隋炀帝传》。
  [1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但《资治通鉴》没有记载启民可汗向隋炀帝汇报高句丽来使一事。据隋炀帝北巡突厥行程,高颎之死应该在此之后。
  [11]佛教从前秦传入高句丽是在东晋咸安二年(372),《论语》从百济传入日本是在西晋太康六年(285),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平假名的是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楷书偏旁创造片假名的是留学生吉备真备。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12]本节述圆仁故事均引自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13]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最澄和空海是在唐德宗时期的公元804年同时搭乘遣唐使船入华的。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15]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这九艘商船是日本遣唐使在楚州(今江苏省淮阴市和淮安市一带)雇用的。
  [16]张保皋的新罗名叫弓福,日文名叫张保高,部分事迹在《新唐书?新罗传》中有记载,杜牧也有《张保皋郑年传》。
  [17]2004年,韩国国家电视台KBS耗资150亿韩元推出反映张保皋生平事迹的51集电视剧《海神》,投资额超过《大长今》,在韩国和中国都引起强烈反响。
  [18]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9]事见《日本书记》,并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0]本次使团的大使是犬上三田耜,贞观四年八月出使,贞观六年八月回国。
  [21]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22]见《隋书?倭国传》。
  [23]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4]以上据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5]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26]气贺泽保规先生即认为,由于北魏、北周和隋唐都是以鲜卑为主流的政权,宇文恺又是鲜卑人,因此在棋盘格局的坊制中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想法并不奇怪。本书则认为,由于北周号称要恢复周制,因此产生井田制的想法也不奇怪。
  [2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并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28]见唐人沈既济《任氏传》。
  [29]鉴真法师是东渡日本时被风暴吹到广州的,此处原文见《唐大和上(大和尚)东征传》。
  [30]李商隐《杂纂?不相称》称“穷波斯,病医人”。意思是医生不该病恹恹,波斯人也不会穷兮兮的。
  [31]以上综合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32]阿倍仲麻吕也写作阿部仲麻吕,晁衡也写作朝衡。本节所述无另注者,均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3]阿倍仲麻吕的《衔命还国作》后来收录在宋代编辑的《文苑英华》里,也是《文苑英华》中唯一的外国人作品。诗的全文是: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34]阿倍仲麻吕回国时,船被风吹到了安南。仲麻吕只得返回大唐,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同年,杜甫卒。
  [35]此路线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6]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37]见唐人薛用弱《集异记》。
  [38]本诗是嵯峨天皇模仿张志和 《渔父词》所作,一共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它们及朝臣滋野贞主奉和的五首,均收入《经国集》。
  [39]必须指出,中华的扩张并非没有止境。从中唐开始,中华帝国就在总体上变得收缩内敛,开拓进取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个话题却只能留待将来。
  [40]文化没有优质和劣质之分,却有优势和劣势之别,是邓晓芒先生的观点,请参看邓晓芒《西方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对比》。
  [41]关于突厥、回纥、吐蕃、日本、新罗的选择和命运,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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