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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新疆农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曾多年从事计算机信息管理和信息组织工作,学术研究兴趣广泛,承担过研究生和本科生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多门课程教学,现主要从事计算机信息组织与检索、多媒体技术、网页设计与制作和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致力于校园网网络教学平台的构建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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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二三事  

2017-02-03 11:27:33|  分类: 人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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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恳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64级的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中闻名遐迩的红卫兵司令,是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人称“蒯司令”。
  我是四川大学62级的学生,也是一个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他太伟大了,伟大得不食人间烟火,是一尊神。第二个就是蒯大富。我们红卫兵那时是把毛泽东当作神来崇拜,他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对蒯大富,则是作为“英雄”来崇拜,仿佛人世间没有蒯大富不敢造反的事,没有蒯大富不敢批斗的人。
  当时,毛泽东的话不叫人话,叫“最高指示”;林彪、江青的话更不叫人话,叫“次高指示”,而蒯大富的一言半语,无论是真是假,我们都当成“金科玉律”来传达,十分鼓舞人心。
  蒯大富有几件事既传奇,又非常轰动。
  第一件事是他率领清华大学学生造了中央工作组的反,把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赶出了学校,这给全国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组开了一个头,起了示范、鼓动作用。
  第二件事是他敢于同薄一波公开辩论,揪斗薄一波以及清华大学一大帮“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件事更为轰动,他敢于第一个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了揪斗刘少奇一线指挥部,任“总指挥”。
  第四件事是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七次以上接见过他。他同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的人时常会面,不一般地亲热。蒯大富与当时中央首长的照片经常在《人民日报》等报上刊出,叫我们惊羡得瞠目结舌。
  第五件事是“四人帮”垮台后,蒯大富被抓起来,判了18年刑,关在秦城监狱。
  人的一生中,能有一件事轰动全国也殊为不易,蒯大富如此传奇,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在红卫兵学生中,影响很大。
  听说蒯大富出狱后到了深圳,开了一家公司,发了财,还讨得一个如花似玉比他小十多岁的老婆。出于好奇心,也想深入了解一些文革中的事,我想见见蒯大富。他算是一个知名人物吧,而我则是一个小人物。
  二
  我有一个朋友,叫祁念曾。北京大学中文系63级学生,即68届毕业生。他当过陕西日报的总编辑,后调入深圳商报,任新闻研究室主任。老祁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在深圳商报社人缘很好。他同刘白羽、贺敬之等人很熟识,同吴桂贤大姐亦很有交往。他看人看事,总往好处看,往好处想,不说过头话,不做过激事。因为同为北大中文系学生,他叫我作“师兄”。又常在出版业协会碰面,他是该协会的顾问,我是一本杂志的主编,相交日久,互相信任。听说他与蒯大富很熟识,我请他引荐,想见一见蒯司令。
  通过老祁引荐,蒯大富同意见面。约好由我作东,几个人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大概是2006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约好在特区报社附近的一家湘菜馆的一个包间里共进晚餐。
  赴晚餐的一共五人:蒯大富和他的一个女朋友,祁念曾和我,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79级的研究生,是低我一届的师弟,当时在深圳大学作教授。
  
  三
  酒过三巡,谈到一些杂事。我问蒯大富,听说你到深圳来,当时当市长的李子彬是你的同学,是他帮了你,也听说你办了一个公司,发了大财,是深圳成功的男士。
  蒯大富说,的确是李子彬市长帮了他,帮他解决了许多困难,搞了一个灯具照明小公司,业务上也支持。但李子彬市长跟他有“约法三章”:只准蒯大富搞经济,不准搞政治,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谈文化大革命。他承诺了,也遵守了。“说老实话,我现在只对赚钱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 蒯司令如是说。
  说到“深圳成功男士”,蒯大富说,他还差得远呢。蒯大富问我,你知道深圳成功男士的标准吗?“豪宅两处,靓车一部,老婆一正一副,情人无数,存款要上七位数。”这是街谈巷议拟定的基本标准。蒯大富笑着进一步解释道,靓车是指奔驰宝马级别的;豪宅至少要五房以上的,老婆一正一副是指包二奶,存款七位数是扣去房车之外的流动资金,以此标准衡量,他算不上深圳成功男士。
  祁念曾不断地夸我对朋友很“仗义”,说我“有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过监狱,是个“过来人”。蒯大富不肯谈及文化大革命,他有“约法三章”,谈政治问题有所顾虑。老祁夸我的目的是要蒯大富信任我,有利于我提几个问题。
  
  四
  终于谈到文化大革命。我对蒯大富说,直话直说,我这个人不说假话,有几件事想不明白,传言多误,想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蒯大富文革初率先反工作组,反王光美,是自发行为还是受人唆使?
  蒯大富说,的确是自发行为。当时被逼上梁山了。文革初,学生受中央“5.16通知”鼓舞,有些造反行为,但并不太过分。工作组一进校,立即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首要的一个人就是他蒯大富。他想不通,自己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从幼儿园起受的教育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我实在没有反革命动机呀,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蒯大富颇有冤屈的说。没路可走了,反正已是“反革命”,干脆同工作组干个鱼死网破。后来毛主席表态支持学生,工作组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我一夜之间就成了“红人”,当了司令。
  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学生,竟敢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我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想也不敢想这个问题。难道这也是自发行为?我很怀疑。
  蒯大富一开始似不愿谈这个问题,似有难言之隐。最后他才说,文革后期,许多老干部也问过这个问题,对这件事颇多怀疑,按常理说,这不是一个学生可能有的行为。老实说,不是自发行为,是毛主席暗示去干的,是江青叫我成立揪刘一线指挥部的。从那时起,蒯司令头脑也发热发胀了。
  第三个问题: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后来情况如何?许多传言,许多版本,包括说蒯大富被枪杀了。
  没那么严重。五大学生领袖都被抓了,都判了十八年徒刑,是经过法院审理,公开宣判的。从法律上讲,合乎程序。北大聂元梓、北师大谭厚兰死在监狱了,我和北航韩爱晶活下来了。听说韩爱晶也在深圳,此人很有头脑,你可以去看看他。王大宾情况不太了解。
  既然合乎程序,你有辩护律师吗?
  开始让蒯大富找一个辩护律师,蒯大富拒绝了。后来指派了一个,蒯大富也拒绝了。他自己替自己在法庭上慷慨陈辞。
  他说自己没有犯罪动机,他说他当初不知道毛主席本人搞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他说5.16通知是中央文件,与会人员是举了手签了字的,他不过是执行了中央文件,他说,当时江青、林彪是中央领导,谁知道他们是坏人呢?文化大革命是搞错了,国家损失太大,但这个责任该红卫兵来承担么?
  然而,蒯大富的辩护没有作用,他照样被判了十八年,投进监狱。
  难道中央就没有一个人替红卫兵说话么?
  蒯大富说,有,还不少。据说陈云就不赞同拿学生开刀。华国锋、汪东兴也不赞同。但力量太小。对红卫兵,对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恨之入骨的人太多,力量太大。他们说,五大领袖不判刑,不是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么?那么多老干部死的死,伤的伤,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么?他们逼邓小平表态。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清华大学跳楼摔断了脊柱,终身残废,邓小平作为父亲,心也难平。这件事不是蒯大富所为,但他也有责任。罪有应得,因果报应,看来是不假的。蒯大富颇为自责,无论怎么说,他也脱不了干系。
  第四个问题:我对另一件事仍有怀疑。聂元梓那张大字报,被毛主席定性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真是聂元梓所写吗?
  “不是,也是江青授意的。” 蒯大富说。关于这件事,聂元梓有详细交代,且有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写着具体的时间地点,中央文革的人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她又是如何执行的。这本日记,可能在一个人手上,将来说不定会披露出来。聂元梓告诉过蒯大富有这么一本日记,但没说日记在哪里。
  我的怀疑终被证实了。文化大革命不是红卫兵运动,更不是广大革命群众运动,实质上是毛泽东、江青夫唱妇和,运动了红卫兵,运动了广大革命群众。说什么毛主席早就看出了江青、林彪是坏人,实际上,毛主席对江青、林彪信任得很呢。没有毛主席支撑,林彪会升得那么快么?没有毛主席作后台,江青能有那么嚣张?
  第五个问题:我在文化大革命“二月逆流”中也进过监狱,戴脚镣手铐,审问挨打,游街示众,吃不饱,真难忍受,你蒯大富狱中十八年,怎么挺过来的?待遇怎么样?
  蒯大富很认真地说,公安狱警待他很好,没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没有挨过打,也能吃饱,生活上也还过得去。他刚一进监狱,有关领导严肃地跟他谈过一次话,明白告诉他,判刑是中央决定的,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只要蒯大富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也不会给他找麻烦。这真有点像君子协定,所以蒯大富的待遇还算不错。
  第六个问题:这些问题太沉重,不谈也罢。谈个轻松的吧。蒯司令,请谈一下你是怎么把你那个老婆骗到手的?有什么高招?
  “不是骗,是她心甘情愿的。” 蒯大富严肃地说。看来蒯司令不习惯陈永宁式的语言风格,对特意的幽默与灰谐不适应。
  恋爱过程看似很简单,但也够传奇的。蒯大富出狱后在西北呆过一段时间,那时他身无分文,工作无着,幸有几个哥们朋友关照他。有一天,他去南京办事,在火车上,在他的硬座席旁碰见一个年青的女孩,大概只有二十六七岁,看样子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气质颇佳。无意间谈起文化大革命。那女孩文革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孩,感到特别新鲜好奇。她父母亲是大学教师,对蒯大富颇为赞赏,说蒯大富很有魄力,敢作敢为。这女孩并不知道她对面坐的这个人就是蒯大富。蒯大富听得很是高兴,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两人谈得很和谐,很投机。下车分别时,蒯司令悄悄告诉那女孩,他就是蒯大富。女孩吃惊了,但她勇敢地要了蒯大富的通讯地址。这以后,便有专门拜访、书信来往,隐隐约约也涉及到未婚男女那个敏感的问题。蒯大富的哥们认为,此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现在而今社会,女孩有多少不世故?不看重名与利?不考虑男方的社会地位与条件?纯情女孩只是文学形象中的产品。蒯大富不死心,他决心作最后一试。他明白无误地、直截了当的发出了特殊的求爱信:1、我蒯大富身无分文,工作也无着落;2、我蒯大富坐了十八年牢,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说不定还有政治风险;3、我年纪也不小了,青春易逝,我不能忍受两地分居;4、愿和你风雨与共,同甘共苦,我喝西北风,你就喝东南风;5、请考虑。如愿意就请辞去工作,到我这里来,我们一同步入艰难的人生旅途。这女孩的芳心乱了,她考虑了很久,终于勇敢地走到蒯大富身边,成了他妻子,又一同南下闯深圳。
  蒯大富对妻子很有感情,他们还有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女儿。2006年蒯大富的妻子50岁生日,蒯大富特地隆重地、大张旗鼓地给妻子办了一个生日会。
  
  五
  饭吃完了,服务员清理了餐桌,送上果盘。谈话气氛较好。一谈到老婆,蒯大富轻松多了。祁念曾告诉蒯大富,老王也有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年轻漂亮的老婆,还有一个上小学的聪明的女儿。这就同蒯大富的距离更近了。见蒯大富很高兴,我乘势又问了一个问题:“蒯司令,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严肃地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太大,看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问题。但一开始,动机是好的。从言谈中,我听得出来,蒯司令并不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对毛泽东,对文革,似还有一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蒯大富又说,文化大革命伤人太多,伤了很多老干部,所谓叛徒、特务、内奸、走资派、黑五类、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等等,仿佛中国没剩下几个好人了,你说,能得人心么?能搞成功么?还有一类人,社会上忽略了,文化大革命中受伤害最重的人是我们红卫兵,是广大青年学生,包括那些跟着我们造反的中学生,小学生。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别的不说,青年学生浪费了十多年时间,浪费了青春,仅这笔账也无法算。蒯司令很有感触地说,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干部应该多一些宽容,他们当了几天走资派?不是后来都官复原职了么?不是都得到了赔偿么?那些高干子弟,当官的当官,经商的经商,官倒的官倒,有几个没捞饱赚足?为什么老揪住我们不放呢?
  我补充说,受伤害最严重的,是我们民族,是我们国家,是我们人民。世界上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能十年不发展,十年不搞科研,十年不搞生产,十年不搞教育文化,不招生,不培养人才?这笔账又如何算?向谁算?更冤屈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被逼死,武斗中送了性命的人,这一大批冤魂,又向谁去诉说?我想,毛泽东在阴间也不得安宁,这些冤魂野鬼不去找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准确,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真是史无前例啊!
  我紧接话题,继续问蒯司令:“那么,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定性呢?”这个问题,在中央首长及各级领导中,在有关文件和各类报刊杂志中,似乎不曾公开、明白地界定过。蒯大富说,他说不清楚。他反问我:“你怎么定性呢?”
  我也说不清楚。这么大的问题应该由中央来界定,不能不了了之。我相信,历史会给毛泽东,会给文化大革命一个明白的说法。
  谈点高兴的吧,文化大革命,这个论题太沉重。昆德拉不是说,有难以承受的生活之重,也有难以承受的生活之轻么?这六十年来,这轻与重,我都感慨良多啊……
  有幸的是,老了,近几年来我们还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赶上了和谐社会的好时代。生活水平提高了,往日的恶梦在逐渐淡去,然而,青春也不再了啊!
  临别,我们照了几张相留作纪念。这里附上两张。两个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的沧桑写在脸上也写在心上。
  (本文未经蒯大富审阅。若有不当,笔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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