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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曾多年从事计算机信息管理和信息组织工作,学术研究兴趣广泛,承担过研究生和本科生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多门课程教学,现主要从事计算机信息组织与检索、多媒体技术、网页设计与制作和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致力于校园网网络教学平台的构建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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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聊斋》原稿寻回记:1947年在辽宁被发现(图)  

2015-08-12 11:42:44|  分类: 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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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在西丰县政府工作的刘伯涛,赴乡下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两部写有“聊斋志异”字样的线装书。他把这些书保存了下来,开始了版本的考证工作。在考证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蒲松龄后人。他发现的四部《聊斋志异》,经蒲氏后人确认,确系《聊斋志异》原稿,它们正好是整部《聊斋志异》的一半。另外四部《聊斋志异》原稿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局动荡时早已不知所踪。
  1951年,这半部手稿重新装裱后由设在沈阳的东北人民政府图书馆收藏,1952年送交中央文化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文化部交给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誉为“镇馆之宝”。

  多年后,辽宁省抚顺市一名地方志的研究人员赵青林,通过历史资料了解到,“镇馆之宝”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历史,赵青林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了刘伯涛,并先后四次拜访了他。

  如今,家住在抚顺市南台的刘伯涛已是耄耋之年,但提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刘伯涛老先生依然记忆犹新。通过刘伯涛的讲述,赵青林也得以了解珍贵的《聊斋志异》手稿由散落在民间到被完好保存起来的坎坷历程。

刘伯涛发现聊斋原稿的农会旧址刘伯涛发现聊斋原稿的农会旧址

  1  炕上发现“聊斋”线装书

  刘伯涛原籍河北蠡县,1938年投身革命。1947年冬,刘伯涛随解放军来到西丰县担任西丰县政府政务秘书。一天,他到更刻区元宝沟村忠信屯检查土改工作时,在农会所在房屋的炕上的一堆破旧书报中,发现了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他翻开书页,《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

  刘伯涛惊奇地打开这本书,只见卷前有高珩的《序》、唐梦赉的《聊斋志异序》及蒲松龄所写的《聊斋自志》,小说内容部分第一篇是《考城隍》。他在翻阅过程中,只见毛笔字工整有力,小说中有多处勾画删改,有的地方甚至是大改,有的地方还加了眉批……刘伯涛曾经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但从未见过手抄本。他越看越觉得这两册书非同一般,在征得农会干部的同意后,他将书带回县城。

  刘伯涛工作之余,常把书摆在桌上,一边翻阅,一边细心研究。他发现这两本装订成册的书,大小一致,书的纸张是古代人们常用的竹制纸,而且纸质已经变得陈旧发脆,说明这本书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书内的章节词句有多处改动,刘伯涛推测很可能是作者定稿后对个别词字又稍加润饰的缮写本。

  虽已判断出这两本书绝非当代人所作,但刘伯涛还是拿不准它到底是蒲松龄的亲笔手迹,还是后人的手抄本,因为其中有一点让他非常疑惑:早已过世的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今淄川市)人,他写的《聊斋志异》怎么会来到偏远的东北山区小县西丰呢?

  带着这些疑问,1948年已经提任西丰县县长的刘伯涛,利用春耕结束夏锄还没有开始的空隙,开始了《聊斋志异》一书版本的查证工作。

  刘伯涛认为,如果是《聊斋志异》的原稿落在西丰县,《西丰县志》应该会有记载。于是,他在县志里寻找蛛丝马迹。果然,他在县志里看到这样一段话,记载了蒲氏后人到东北的情况,“蒲步瀛,字仙洲,原名英灏,山东淄川人,幼业儒未成而入伍。光绪甲午年来奉,历充哨官帮统等职……家藏有当日改削七才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刘伯涛看了此段记述,心中大喜。

蒲松龄的聊斋书房

  2蒲松龄的聊斋书房   

  2  蒲氏后人带着原稿闯关东

  刘伯涛想,“家藏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指的可能就是《聊斋志异》。他认为,书虽“不轻示人”,但只要县志上有记载,就会有人知道。于是刘伯涛请来教育界的老教师开座谈会。刘伯涛从中得知,在本县曾任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聊斋志异》原著的第九世传人。这些老教师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年,蒲文珊在教育界同仁的多次要求下,将他珍藏的《聊斋志异》原稿中的一页放在一个小玻璃箱里给大家看,大家看了几眼后蒲文珊就急匆匆收起。因此,对于原稿究竟有多少部,谁也不知道底细。

  后来,刘伯涛按线索找到了1933年由遵化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的《聊斋志异》影印本,那套书中选有《狐谐》、《仇大娘》等24篇小说,刘伯涛将手中的两部《聊斋志异》与影印本进行仔细核对后发现,影印本中所选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聊斋志异》。

  1948年6月的一天,刘伯涛将蒲文珊请到县政府,向他宣传了新政府保护文物的有关政策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你家有《聊斋》原稿吗?”蒲文珊听后一怔:“有。是先祖蒲松龄写的。”

  刘伯涛接着问:“怎么传到西丰县的呢?”

  蒲文珊告诉刘伯涛,《聊斋志异》原稿一直在他们山东淄川的家里珍藏,到了蒲文珊的祖父蒲价人那一辈,蒲氏家族带着原稿来到东北谋生。蒲价人去世前,将原稿传给了蒲文珊的父亲蒲英灏。蒲英灏病逝前亲手把传家之宝《聊斋志异》传给了蒲文珊。蒲松龄曾用32字为蒲家子孙立了谱系:“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绪、万叶长荣”,蒲氏后人也以此为序,将《聊斋志异》原稿世代相传,蒲文珊是蒲松龄原稿的九世传人。

  刘伯涛问蒲文珊原稿是多大部头,蒲文珊说他珍藏的是两函四部,但原稿在土改中不见了。刘伯涛心里琢磨,如果他找到的两部是原稿,那么另外两部在哪呢?送走蒲文珊,刘伯涛立刻找来秘书科张松本、宗殿儒,他们三人骑上快马直奔元宝沟村忠信屯农民会。他们找来农会干部,把四五个装满了书的麻袋搬到院内的一棵老杨树下,细心地查找起来。可是,一连翻了好几遍也不见《聊斋志异》原稿。这时,一位在院子里干零活的老农上前问他们三人在找什么,刘伯涛随口说:“找两本《聊斋》的书。”老农想了一会说,“你们别找了,我知道。在我家住的那位姓王的工作队女同志,晚上总在灯下看书,我不识字,有一天问她看的是什么书,她说是《聊斋》。”

  刘伯涛喜出望外,急忙问老农:那位女同志看的聊斋是什么样?有几本?老农说有两本,外边是蓝色旧布皮。

  刘伯涛赶紧问:“书呢?”

  老农说:“头些日子王同志调到哈尔滨时带走了。”

   3 另一半原稿早已遗失

  书有了线索,刘伯涛看到了希望的同时,心情也沉重起来。当时正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沈阳、长春还没解放,一位女同志能否顺利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平安到达哈尔滨?即使安全到达,她又在哈尔滨什么单位工作?对于这些问题,刘伯涛一概不知。

  刘伯涛经慎重考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党组织帮助和支持,他连夜给辽东省政府写了封求援信,请求组织协助找到那位女同志,把原书要回,归还西丰县。

  信发出去五个月后,刘伯涛收到了两部从哈尔滨还回来的《聊斋志异》原稿。他欣喜地将原来那两部《聊斋志异》原稿拿来对照,四部书大小一样,旧蓝布皮的封皮一样,书名的字迹也一样。

  刘伯涛找来蒲文珊,将四部书放在他面前,蒲文珊惊喜地说,这正是他精心保存了20多年的《聊斋志异》原稿。刘伯涛翻开书,找到一些字迹不一致的文章,问蒲文珊:“为什么字迹不一致呢?”蒲文珊看了一眼,说:“代代先祖在传书的时候都叮嘱,书内不同笔迹的文章是蒲松龄的学生代抄的。”

  蒲文珊说完这些,又告诉刘伯涛,《聊斋志异》原稿不是两函四部,是四函八部。刘伯涛赶紧问另外两函四部书的下落。

  蒲文珊痛心地说:“光绪二十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依氏多次商量借阅《聊斋志异》原稿,家父实难推却,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就是现有的这两函四部。归还后,又把那半部借去阅读。不久,依氏奉调北京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从此,依将军下落不明,半部原稿随之失落。”

  历经四个寒暑,刘伯涛终于在1951年,将蒲文珊祖传的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找了回来。

  4《聊斋行乐图》不知所踪

  1951年春,刘伯涛亲自带着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辽东省人民政府。同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西丰县人民政府:“由辽东省政府转来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经专家鉴定确系真迹。稿本两函四部是原八部原稿中的一、三、四、七部。这半部手稿共400页,有小说237篇。遗失的是二、五、六、八部。其中206篇是蒲松龄的手迹,其余31篇由他人代抄。自抄部分字迹清楚,极少涂改,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修改较多。在《聊斋自志》启钤有‘松龄’白文长方印一枚,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

  1951年5月20日,刘伯涛收到东北人民政府寄来奖励蒲文珊的500万元(东北币)奖金。刘伯涛当即找来蒲文珊,将奖金如数给了他。蒲文珊无比激动,第二天他又给刘伯涛送来蒲松龄亲笔所著且从未流传的《农桑经·草虫篇》一书,委托刘伯涛交给国家。

  那时,刘伯涛已经是西丰县委书记,蒲文珊说:“刘书记,我要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你:清同治年间,祖父蒲价人来东北时,不光携来《聊斋志异》原稿、《草虫篇》等著作,还有蒲松龄按《聊斋志异》主要内容绘制的《聊斋行乐图》一轴,与《聊斋志异》原稿配为一套。”

  刘伯涛急忙问:“《聊斋行乐图》有多大?”

  “宽约二尺,长五六丈。”蒲文珊说:“上有蒲松龄画像以及清代名儒赞和诗。在我和弟弟蒲文玙分家时达成一致,我珍藏《聊斋志异》原稿,他保存《聊斋行乐图》。分家后,他搬到西丰县郜家店村住,不久又搬迁了。我曾多次去寻找,不知下落。”

  刘伯涛把《草虫篇》送交东北人民政府文管部门以后,又开始寻找《聊斋行乐图》,他先后三次到郜家店村召开座谈会和走访当地老住户,他们只知道早年曾住过一户蒲姓人家,但不久便不知搬到何处去了。1952年秋,刘伯涛调离西丰县到抚顺市政府部门工作,查找《聊斋行乐图》之事随之搁浅。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伯涛提起下落不明的半部《聊斋志异》原稿及与之配套的《聊斋行乐图》时,仍感慨万千,“这是件牵动炎黄子孙的憾事。”

  补白

  流传于世的《聊斋志异》各版本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现为国家重点文物,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蒲松龄生前穷困潦倒,无力将《聊斋志异》刊行,民间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严州做知府的山东莱阳人赵起杲在刻书家鲍廷博的协助下,将《聊斋志异》刻印出版,这就是此后二百年间相继刊行的所有《聊斋志异》刻本的祖本——“青柯亭本”。

  原稿发现后,著名学者杨仁恺先生将原稿与通行的“青柯亭本”有关内容做了比勘,这才发现“青柯亭本”由刻书者擅自改动、增删之处多达两千余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学者张友鹤根据原稿重新整理出版了会评、会注、会校本《聊斋志异》,即“三会本”《聊斋志异》,此后新出版的注本、赏析本、白话本、外文译本基本上都以“三会本”为底本。因为原稿有半部遗失,“三会本”在整理原稿遗失的内容时,依据的是“铸雪斋”抄本,经研究发现,“铸雪斋”抄本多有随意删改现象。

  在现存所有手抄本中,除了半部原稿,研究者多认为最接近于原作的是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康熙抄本,它是现存早期抄本中唯一直接依据原稿抄录的,它的抄写格式、分册情况与原稿完全相同。根据抄本与现存原稿看,一字不差者达三十七篇,其他篇个别地方有错,也完全是抄录者的笔误,不是有意为之。

  另外,以抄主姓名命名的黄炎熙抄本,据专家考证此书为清雍正年间抄成,也是《聊斋志异》早期抄本,文字上也较接近原稿,异文较少。有人曾抽取原稿第一册中的六篇与之比勘,竟无一处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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